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视角对翻译本体论的再探

吕俊教授认为“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也不例外”。[1]此外，一种从理论层面上理解和诠释意义的学问即为解释学，也是一门学科，意在探讨人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活动；同样，翻译活动也是基于对文本理解的上进行的，因此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伽达默尔对此也有不谋而合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翻译总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是译者对文本的元初解释的过程”。[2]而伽氏的哲学解释学将哲学与解释学有机的统一起来，从这个角度能更完备地探讨翻译问题。

一、翻译本体论及其述评

本体论，也称为存在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他首先提出了“存在与不存在”的命题。他认为，不断变化的事物认为是“不存在”，相反，永生不变，独特的和不朽的东西称为存在。若从“本体论”源头来考察翻译本体论，那么翻译本体论就是探讨翻译中那个不生不灭，独一无二和不朽的东西，即翻译为何物。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大致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翻译。[3]在这里主要从语言学、文化翻译两个阶段论述。在语言学阶段，主要探索翻译过程中语言是如何进行转换的。这与语文学阶段相同，两者都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语言的转换无疑是翻译的正确含义，但如果仅将翻译的操作视为语言的转换，就会有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理论体系封闭，将翻译仅限于语言范围；等值的翻译观念。“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4]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的等值标准；翻译地位的卑微。既然翻译就是寻找原文的等值，那么译者无非是字典的搬运工，是文字的仆人。

影响“忠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因素，这点在王宁这得到了认同，同时他认为原语的意义在目的语中不会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这种忠实只可能是相对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批文化学派翻译研究者没有从语言学翻译研究入手，而开始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研究翻译。与语言学翻译研究对比得出：前者仅关注语言问题，那么翻译文化学派的研究仅关注语言以外的文化因素；前者研究的重点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学派的研究重点是译文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是等值问题，而文化学派则抛弃了等值模式，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译文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原文本在翻译中的本体论地位就被弱化了，同时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就被过分强调了，就可能导致翻译研究是文化研究的附属品。前者缩小了翻译研究领域，而文化视角的翻译研究领域被无限扩大了，这样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不明晰。“如此，一切皆是翻译，反过来翻译就是一切。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翻译概念，必然使得翻译研究走向自身的异化，从而在泛文化研究中淹没了自身”。[5]

简而言之，翻译既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也不是抛弃语言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若翻译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注重语言的等值标准，就把翻译看作是文本的简单复制，毫无艺术感可言，更不必说创造性了，变成机械地复制工作；若翻译走向泛文化研究，就削弱了原文本在翻译中的本体论地位，翻译研究就脱离了解释的轨道，故两者都不可能成为翻译本体。那有没有这样一条“中间道路”可走，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解释学一词出现于古希腊，得名于古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他的职责就是传达神谕，并对此加以解释，而哲学解释学发轫于狄泰尔和海德格尔将解释学纳入哲学范围，之后伽达默尔继承并将哲学解释学系统化，也就有了今天的哲学解释学。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翻译观

关于历史性问题，启蒙运动遵循“绝对理性”的原则，其最终目标是克服一切偏见，并将理性与历史性对立起来。但是，伽氏将理性视为历史性的理性，两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赖的，因为在他看来，克服成见等于克服存在的历史性。追求绝对公正的理性并摆脱所有刻板印象的成见本质是一个天方夜谭。像启蒙运动一样，历史主义也试图忘记自己的历史性，试图超越自己的成见并恢复历史的原始面貌，强调“为了认识过去，必须忘掉现在的自己，通过将自身转移到过去的情景中，从而达到对于过去的原原本本的认识”。[6]而伽达默尔强调说，在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时，“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7]因此，伽氏认为我们的理性只能是“历史的理性”，必须以“成见”为其思考的基础。而这种成见在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可以认为在历史和传统下产生的成见是一种积极因素，是理解主体对身处现世意义作出的选择，伽氏对成见积极一面的呈现，让我们对误读现象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即不能对误读搞“一刀切”，应客观地审视其价值与意义，正是对文本的各种各样的误读，才有了翻译过程中不同的思考，不同的选择，创造出不同的译本，而在此期间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人是历史的存在，总会附带着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每个译者都身处在某个历史阶段，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总免不了带有历史成见性。在伽氏看来，理解要以成见为基础，与此同时在理解过程中又产生新成见，他认为消除所有成见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对对的成见和错的成见加以区分。正如他所说的“传统在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理解之前，我们是先属于传统然后才属于自己，是传统预先带给了我们成见，而没有成见，理解就不能发生。成见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和毫无道理的，它并不一定会歪曲真理”。[8]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翻译》 网址: http://www.zgkjfyzz.cn/qikandaodu/2021/0510/6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