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它构建并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借鉴与尊重，成为世界交流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从中华文明的演进来看，对异域文化的译入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传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化、宗教乃至社会的变革、改造与更新，体现了翻译与重大社会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然而，如果从翻译史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的译出，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与异域文化的译入相比均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虽然也有16世纪到18世纪的中学西传，但从整体上来说，对中国作品译出的关注与重视均远远落后于对外国作品译入的关注与重视。步入新时期之后，中华文化的译出成为国家的文化强国方针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对于其中实践、理论以及经验的探讨和研究也成为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从当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外文化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由中国政府推动的主动译出应该在中国文化外译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世界对话，实现平等、双向的交流，学术界，尤其是翻译学界仍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与困惑。针对这一状况，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出一点思考，澄清一些迷思。

一、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考量

随着翻译与传播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今天的学界都已认识到，无论从译入或译出的视角来看，翻译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技术层面上的语言转换行为。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从本质上来说，是以两种语言为本体的双向交流，受到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诗学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内部和外部要素的共同影响与制约，因此，译入与译出这两种翻译活动，由于接受环境、传播手段、译者身份、译入国时代背景、意识形态、诗学原则等各不相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是翻译活动的基本事实与客观存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译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中三次翻译高潮所涉的主要原文文本经历了从宗教文献到科技文献到人文作品的跨越。尤其是19和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数量远远超过了中文作品的译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历经了救亡、觉醒、变革、抗争等破旧立新的各个阶段，中国全新的民族话语体系和现代化国家进程的打造都刻上了西方文明的深刻烙印。众多曾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大批量地翻译了西学中的思想、技术、文化和文学话语系统。长达100多年的文化译入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表现形态、话语体系和心理模式。

中国作为译入国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成熟、具有充分宽容度的接受环境。这里的充分宽容度具体指的就是以译入国读者为主的接受群体对于陌生的语言风格、文化习性、诗学观念能够有较高的接受程度，不会轻易地排斥或拒绝译本所包含的迥异的语言与文化风格。多年以来，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拥有着十分稳定而庞大的读者基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的作品《缓刑》《地平线》在各地的图书市场均有不错的销量。从国内读者对于莫迪亚诺的追捧可以看到大众对于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仍一以贯之，具有较高的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几年前，就有学者关注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整个20世纪西方译介的中国图书只有1000多册，但是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数量却高达10万册，相差100倍；我们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多不胜数，而输入西方的中国文化的品种却少得可怜，极不成比例。”［1］版权贸易逆差的情况一直非常突出。“2008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种，输出图书版权2440种”［2］，译入与译出比将近6.5∶1。

伴随着巨大文化贸易逆差的，则是中国文化在外国语境中难受重视的境况。2011年，《中华读书报》刊文详述了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的边缘地位。“2008年到2010的三年间，美国出版英译汉语文学作品分别为12、8和9种，共计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仅19种，可谓一少二低三无名：品种少，销量低，且没有什么名气，几乎无一进入大众视野。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1月11日的排名显示，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排在第325，242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60万名之外。以小说类的三年内新书计，10万位之后的排名，表明其销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余华的《兄弟》（纸皮平装本）也排在第206，596位，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则排到了第84，187位，相对同胞们的其他作品而言，已属非常可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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