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猛兽

我记得，念小学五六年级那会儿，在无线电厂当科技翻译的母亲并没有给我开过多少英文小灶。除了命我反复听“新概念”磁带校正发音外，她送给我一本《新英汉词典》，教会我如何使用它。日后回想起来，初学英语时就开始熟悉“新英汉”中大量典型而准确的例句翻译，实在是少走了很多弯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一生学习翻译的最重要教材，无论是什么“观”还是什么“体系”，都是通过这些具体而微的例子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中学毕业前用这本就够了。”母亲说，“读大学如果上专业课，那得换我这本。”她指的是她常用的上下卷《英汉大词典》，厚厚两大本一摊开，我们家的书桌就全占满了。我看到，两部词典的主编是同一个名字：陆谷孙。

显然，这个名字是母亲的骄傲。作为复旦大学英语系六八届本科毕业生，母亲那一拨正好赶上陆先生刚开始他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六八届也赶上了运动的高潮，教学动不动被无限期搁置，所以其实陆先生只能在“复课闹革命”时才能给他们上几堂课。但我看得出来，当母亲指着词典上的名字说那是她的老师时，神情颇为自得。

谁不愿意当陆谷孙的学生呢？母亲说起陆老师当年如何以英语零基础开始（陆先生念的中学里只教俄语），在短短一年之后成绩就甩开别的同学一大截，自己任教后课又是讲得如何生动精彩，还多才多艺能在舞台上演《雷雨》——她用的简直是传奇故事的口气，于是我也瞪大眼睛，像听评书那样默默地替这故事添油加醋。以至于多年后，每每遥想半个世纪前风华正茂的陆先生，儿时擅自叠加的岳飞秦琼杨六郎，依然隐约可见。

再续上这个传奇，是我1997年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之后的事情了。新进社的编辑，第一件事就是领一本《英汉大词典》缩印本，容量跟我妈用的上下卷并无不同，只是字号小一点，给办公桌省出一块空间。退休返聘的老翻译家吴劳博闻强识，嘴里从不饶人，听说私下里他和陆先生也常常会在电话里争论，电话粥一煲就是一个多小时。但在办公室里，背着陆先生，吴劳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对这部词典，他是“服气”的。他说，无论对译者还是对编者，这都是须臾不可离手的工具。有时候从稿子里挑出硬伤，吴劳会敲敲桌上的词典，声如洪钟地嚷：“越是看起来不大的问题，越是不能自作聪明。老老实实查一下陆谷孙不就行了？”吴劳总是记不住“英汉大”，只管它叫“陆谷孙”，以至于陆先生的名字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回荡。

我相信陆先生对这呼唤是有感应的。两年前吴劳辞世，告别仪式将近尾声，人群渐渐散去,我看到陆先生还在那里，又深鞠躬三次，久久伫立。他珍惜他们单独相处的最后时光。

近几日思虑深重，在记忆里上穷碧落，也想不出第一次见到陆先生是什么场合。只记得时间是2000年前后，究竟是通过“英汉大”编纂组引荐，还是因为我那时开始替《万象》写稿，于是在陆灏攒的饭局里叨陪末座——老实说，我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我语无伦次地告诉他，家母是他的学生。他问了母亲的名字和年纪，想了没多久就反应过来：“你妈写得一手好字啊。”陆先生果然记忆过人，但一想到母亲的书法基因没有一丁点传到我身上，我一时尴尬得接不上话。陆先生当然也看出来了，于是把话题岔开：“虽然我比你父母年长不了几岁，不过，按师门规矩，你得排到徒孙辈啦。”说完朗声大笑，那股子胸襟坦白的侠气，完美地契合了我儿时想象中的一代宗师。

从此，“徒孙”和“师祖”成了我和陆先生闲聊时最常用的“典故”，这多少弥补了我当年为了逃避高考（因为得到了上外的直升名额）没能成为编内弟子的遗憾。我张罗请陆先生到社里来给青年编辑做业务培训讲座，本来也是随口一提，没想到曾推掉无数大型活动的陆先生爽快应承，还手书三页纸的提纲，嘱咐我打印好事先发给来听讲座的同仁。讲座名为“向外文编辑们进数言”，勉励我们务必以“知书习业、查己识人、深谙语言、比较文化”为己任，穿插其间的是十几个双语案例。前几天找出来，提纲上的黑色水笔字迹清晰如昨。再细看，有些短语旁边还有淡淡的铅笔字：“请打作斜体。”

陆先生人生的大半精力，都用在编撰辞书、高校教学和莎学研究上。相比之下，尽管他一直对英译汉很有心得，留下的数量有限的几部译著却只能展示其才华的冰山一角。前几年与编辑冯涛“密谋”请陆先生出山翻译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传记《生活曾经这样》，打动他应约的是格林追忆童年往事的举重若轻的口吻，恰与他近年的情绪合拍。不过，我们还来不及窃喜太久，就开始有点不安起来。因为他的学生告诉我，陆先生每有稿约便急于“偿债”，译到兴起还会熬夜，不到两个月已经完成大半，间或还要与时时作祟的心脏讨价还价。我说您悠着点啊，不是说过一年交稿吗？他摆摆手，说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不如早点了却心事。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翻译》 网址: http://www.zgkjfyzz.cn/qikandaodu/2020/1112/420.html